可以说，从本质上来讲，欧洲是没有哲学的。它不断复读着当年苏格拉底他们的话，其过程中整个理念没有任何进步。

　　脱欢说的奥古斯都曾经的法令，也是存在过的。那时，罗马的社会风气已经出现了变化，在社会上层中，出现了不结婚、生育率下降的问题。

　　所以，狄奥多拉也只说了其中的一个案例，没有说最后的分析结果。说出来之后，别说其他人肯定不接受，她自己估计都不怎么认同。

　　在这方面来说，脱欢讲得同样是对的。

　　罗马的官职有个“休职期”，要求在卸任一个职务之后，需要等一段时间才能上任上一个，以免出现垄断。而奥古斯都规定，有几个孩子，休职期就可以减少几年。那些子女多的公职人员，甚至可以无缝连任。

　　奥古斯都认为，家庭的稳定是生育的前提，然而当时的罗马上层热衷于离婚，有些贵妇甚至一年就要换一个丈夫。为此，他制定了《尤里乌斯正式婚姻法》，规定必须找到七个证人，经过繁琐的认定，并且经过元老为首的委员会裁决，才可以进行离婚。通过故意增加离婚的难度，来试图维持家庭的稳定。

　　这种情况下，想再改变什么，也不现实。就像奥古斯都无法改变那个已经接近顶峰的罗马社会一样，脱欢和郭康，乃至大汗与柱国们，其实也无法改变上升期的紫帐汗国社会。而她俩，自然也没有这个能力。

　　“武则天可以杀死刚打了胜仗的将军，但在我们这边，没有任何一个军官和士兵会听她的。谁敢下这种命令，那些刚刚获胜的士兵，就会去集体找她谈话，其他人也不会阻拦。”他摊摊手，举例道：“唐朝的士兵，可能还是太老实了……”

　　这些措施，都是他精心设计的，有些方法，在其他文明都能找到同样的例子，不能说不用心。但是，实际效果却依然不好。

　　同样，也有说法认为，儒家之所以越来越保守，不是经义改变，而是人改变了。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知识传播成本的下降，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下层知识分子。是这些下层儒生带来了他们那个阶层的立场，主动选择了保守的经义；而不是经义自己演变发展，变得保守了。

　　而反例也是存在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罗马的公民兵日渐瓦解之后，社会风气也越来越开放起来，最后到了荒淫的程度。罗马城的奢靡银乱，深深刻入欧洲人的记忆中，被教会屡屡提及，以号召人们保持节制。甚至反复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文学作品里。

　　“这是不是好事，就看对于谁了。”他如实说：“不过，认清现实，总不是坏事。反而是，如果对社会的了解不够深入，才会有问题了。”

　　同时，奥古斯都还对单身女性额外收税，并且剥夺老年单身女子的继承权，没收其大额财产。而老夫少妻这种不利于生育后代的“非礼”婚姻，也在制裁范畴，这样的家庭，一旦丈夫死去，妻子也会丧失对他财产的继承权。

　　作为一个政权，紫帐汗廷提倡的道德，必定需要尽可能满足更多人的利益，以求得到大家的支持。但是，各个阶层和群体的利益，时不时会有冲突。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出力最多、功劳最大的人，肯定要优先照顾。不管是法律还是社会上的各种默认的规则，都必须这样安排。

　　除此之外，他还要求罗马的公职人员带头多生孩子。无论是公民选举公职人员，还是元首任命官吏的时候，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都会优先考虑子女多的人。

　　战争和耕种，是维持国家的基础，但这些都是非常辛苦的工作。训练、行军、挖土、修水利、开垦、田间劳动……都要经受风吹日晒，雨打霜侵。当年大禹治水，最后都搞得胼手砥足、瘸腿偏瘫。传说里的首领都如此，何况普通人？哪怕是个帅气小伙，这么折腾几年，也会变了样的。更何况，干正事的人往往都忙得很，哪有心情天天再去哄女人啊。

　　在他看来，社会道德和随之而来的规则、习俗，并不是某种神秘而虚幻的东西，也没必要非得和天父或者自然法则之类的高大上设定挂钩。相反，这本来就是不同人群最基本需求的体现。

　　“那种情况的前提，是有个查士丁尼一样权势强大的人。狄奥多拉皇后实际上是在分享和使用他的权力，而不是自己的权力。而我们现在，并没有这种说一不二的统治者，能够只根据自己的好恶，就无视社会的褒贬，把一个出身卑微的人直接抬到权力顶端。”

　　这个结论，郭康没跟着老师学习希腊哲学的时候，就已经很熟悉了。在他之前那个时代，要求家庭解体和社会化抚养，也是很常见的声音。虽然在那会儿的人看来，这应该是某种很先锋、很进步的观念，但其实它们一点都不“新”，也就比孔老二晚一点……

　　“海伦娜太后势力最强的时候，也就是借助一群柱国，驱逐另外几个柱国，而且前提还是他们的领地过于膨胀，影响到了朝廷的行政改革和朝堂的稳定。当她没法为自己谋取权力、干涉汗位继承的行为，提供足够说服力的时候，军团一-->>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