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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七一章尼古拉斯?一官

    崇祯元年（1628年），闽南大旱，饥民甚众，许多百姓无以为生。

    为了减轻赈灾压力，时任福建巡抚的熊文灿，授意接受招安后担任“海防游击”一职的郑芝龙，设法在漳、泉各府动员一批灾民去大员垦殖，并定下了“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的优惠政策。

    结果，郑芝龙招纳了数万人，用海船运到笨港垦荒定居，大大扩展了在台湾的福建移民的数量和势力。

    不过，遗憾的是，郑芝龙自始至终没有派遣武装力量到大员去，也没有明确宣示对大员的所有权，以致被贪婪的荷兰人钻了空子，以武力夺取了笨港一带的治理权。

    或许，郑芝龙认为，与海上贸易相比，在大员发展农业的油水不大；又或者，在全力与其他各路海盗头目的争斗中，他不想节外生枝，过于开罪荷兰人。

    总之，他没有公开干涉荷兰人的扩张举动，只是支持笨港福建移民中的首领，通过他们来遥控当地的移民村落。

    郭怀一便是当地的垦殖主之一，得到了郑芝龙或明或暗的支持。

    及至郑芝龙屈膝降清反被羁押，失去自由后，与其分道扬镳，毅然打出抗清大旗的郑成功，通过郭怀一等人，继续关注着大员的局势。

    而处于荷兰人统治区域内的郭怀一，几乎每个月都会写信给他，报告当地的情况。

    作为当地的华人领袖，荷兰人在当地的许多行政事务都要依赖于郭怀一等人，因而，荷兰人在当地的一举一动，贸易状况，郭怀一可说了如指掌。

    ……

    郭怀一在书信中提到，今年农场主都减少了甘蔗的种植面积，大幅降低了农民工资，不少农民因此而失业，民众生计大不如前。

    然而，巴达维亚当局屡屡催促大员设法增加财源，大员当局的课税越发沉重。

    除了原本征收的什一税外，甚至连猎鹿和捕鱼都需要买执照，可是仍无法满足开支，当局又增设了新的人头税，并派士兵入乡检查是否足额缴清。

    尼德兰士兵态度蛮横，手段卑劣，不仅故意没收汉民的人头税单，借机抢夺各种家当，甚至还在夜间手执火枪，成群结队闯入汉人村落“临检”，农民不穿鞋子也要罚款，找出做饭捡的木材也要罚款，其实就是公然抢掠……

    “课税蛮横，汉民愈发贫穷，礼拜天也必须劳动、工作，却不能挣到一点钱……蔗农俱以每月一成以上的利息向富人借贷，待作物收成后再行抵债……许多人因此放弃了他们已开垦的农地，不想继续留在大员，打算偷偷返回家乡……”

    读到郭怀一信中的这几句话，郑成功阴沉着脸，默默地放下了信函……

    对窃据大员二十余载的荷兰人，郑成功并不陌生。

    早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荷兰人就屡次侵入中国粤闽海域，要求与中国贸易，均遭到大明地方官员的拒绝。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尼德兰东印度公司在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建立了永久性的军事基地，从此，他们更加频繁地侵入南中国海域，不断骚扰沿海地方。

    天启三年（1623年）八月，荷兰人进犯福建沿海，被大明福建水师击败，退往澎湖，仍不时在海面骚扰，严重危及漳、泉沿海的安全。

    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明军出动一万余人进击澎湖，荷兰人战败，在某个熟悉航道的华人败类的指引下，退往了台湾岛南部一个叫大员的地方（今台南市一带）。

    由于大明在大员没有军队，他们得以在大员海外的一个鲲身岛（沙洲）上建筑城堡，起名为热兰遮城（今安平古堡），从此开始为祸此地。

    关于大员名称的由来，据说是由闽南话“台员”转音而来。

    从此，整个台湾岛，都被这些殖民者称作“大员”，直至清朝，才正式更名为“台湾”，并设置了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

    这就像澳门被佛郎机人误称为“马靠”一样，只不过是一伙搞不懂汉语的佛郎机人，首次登陆的地点叫“妈阁”而已。

    值得一提的题外话是，这个带路党，是一个与颜思齐同时期的大海盗，泉州人李旦，此人海上作风强悍，洋人都称他为“甲必丹李旦”。

    “甲必丹”（Captain）一词，是船长的意思，为佛郎机人统治马尼拉时期，对汉人领袖的称呼，直至很久的后来，才引申为陆军上尉，或海军上校。

    而在此时期担任李旦翻译的，就是小名一官的郑芝龙，这件事之后，郑芝龙才正式归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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