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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我投笔从商，背井离乡一年后，他如愿考上了复旦大学，后成为校园诗社社长，这时已经成长为一位著名的新锐诗人、戏剧导演和策展人，经常出没于海内外各种文化艺术活动。

  2014年，《诗探索》要为我出一期特辑，我同时邀请徐敬亚，孟浪，宋词、包临轩和他五位老中青诗友为我站台写评，他在《卡夫卡·朱前传》的文章中回忆了他和我相识相交的轶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在中国东北一隅，一座叫做花河的小城，有一位在报社上班的诗人，在分行的文字作品中表达出这样的态度一一高中生几乎武断地认定，这就是一位本地版本的卡夫卡。卡夫卡·朱戴一副硕大的黑框眼镜，就像民国时期的革命者那样，长发及腰，也如当时流行的武侠小说中的侠客那样——实际上，也许他本人更愿意将这种波西米亚风格与嬉皮风潮联系起来。他总是在傍晚时分前往报社，爬上顶楼，在卡夫卡·朱的办公室里，听后者谈论诗歌、哲学、八卦以及一切信手拈来的东西。在卡夫卡·朱这里，他的更多收获是文化观点，以及一种激进的社会态度。卡夫卡·朱时时谈论现实的荒诞，乃至抽象层面的存在的荒诞，然而，他无法跳脱这种荒诞。1989年之后，他被迫离开那座小城，与此前的自己分道扬镳，投身商海……

  此后二十余年间，当年的高中生与卡夫卡·朱很少见面，甚至不超过五次。1989年将八十年代的诗人分作两种：一种是文字诗人，一种是时势英雄。他无疑是后一种。已由卡夫卡·朱变成了兰波·朱。

  最近一次见面，是在上海浦东世博馆中的一个主题大型派对上，当年的高中生已逾不惑，而他少年时那位精神上的父亲则神采奕奕，自信之态丝毫未减于八十年代……

  我之所以同时约了韩博，一是我记得当年在花河市时我曾介绍他们认识，而且都是我当时欣赏的少年才俊。二是我第二天就要返京，双方只有这个时段能碰上。

  晚上7点钟，我和先到的韩博在瑞典馆门前排队等朵朵。不一会就见她从缤纷的人流中走过来，穿着一套粉色裙装，优雅而亮丽，远远的笑容就已经感染到了我，仿佛觉得细雨中的上海都欢快起来。我打着一把蓝色的雨伞迎上去把她接过来，与韩博互相引见，他俩依稀还记得21年前的第一面。

  在派队上我和韩博几乎成了旁观者，每人拿了一杯白葡萄酒，看着朵朵穿梭周旋于老外中，一口流利的英语配上完全西化和老外几乎同频的表情和动作，如鱼得水得让她成了场上的一个中心……

  一个多小时后，活动接近尾声。朵朵有点不好意思地过来和我俩打招呼，我则笑着说：“这本来就是你的主场啦。”，然后话锋一转，“走，我请你们吃大餐，我的一位学员老总是徽菜头牌“同庆楼”的老板，正好在世博会开了分店”。两人一听均做出悉听尊便，乐见其成的笑容。

  到了雅俗共赏的同庆楼，我熟门熟路地点了几道招牌菜：臭桂鱼，甜口红烧肉，汤煮热干丝，肥东老母鸡汤和三个时令青菜及灌汤包，要了一瓶我最喜欢喝的安徽口子窖。这顿饭的前半场，也许是真的饿了，也许是太好吃了，我们三位基本没怎么说话，除了开场的碰杯酒。所谓老乡见老乡，啥也别说了。

  下半场，倒是韩博和朵朵找到了共同话题，一是年龄相仿，二都是西化严重的精英，当然一个是文化精英，一个是商业精英。我则一直专注而做慈祥状的倾听，像观赏一对金童玉女般。只是中间听说朵朵和我明天下午同一航班回京，赶紧像一个勤快而有眼力见的助理一样在携程上给我俩办了连座的值机。

  晚饭后，朵朵还有商务活动，要见瑞典驻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探讨如何推进瑞典旅游的话题。我俩相约明天机场见。

  韩博带我去了一个文化人和老外很多的音乐酒吧，喝了两扎德国啤酒，场子里太吵，老夫我已不太习惯。就早早散了，相拥祝好。我也打车回大姆指广场的唐朝酒店休息，顺便逛了下大姆指广场，因为这个项目我很熟，操盘手吴总是我的学员，而且我还几次带全国各地的商业地产界同仁来此考察学习。

  下午三点我和朵朵如约在浦东机场见面，离登机还有1个半小时，我们去了汉堡王等候安检，她点了一杯可乐加冰和宽署条，我要了杯热红茶和双层至尊牛肉汉堡，因为我太喜欢吃它家的汉堡了。这是因为它还未进入中国前我就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吃过，结果一下就爱上了那种浓香辛醇的味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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