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家‘钉子户’我不拔掉你们就啥事都干不成了。所以双方从开始就是矛盾和对立的。事情出大了，秦银花闹到省里，就个人财产损失这一块你运输公司是理亏的，我就要求你赔偿。可公司开始并不认账，后来总算认账了，但又在数额上互不相让。这过程我们作为协调方工作就非常难做，秦银花作为受害方，她并不十分了解这些，看到向我们反映问题没能及时得到回复就迁怒于我们，所以火气就更大了。”
“我找到梁雨润局长后，像是找到了救星。可后来没有见啥动静，我就火了。心里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再想想明明是运输公司他们理亏，结果像梁雨润这样报纸上、电视里都在宣传的好干部也不能为民办实事，我更觉得这世界太黑暗了。于是隔三差五地跑到信访局找梁局长。人家可能也是忙，每天要处理几十桩各种案情。但我不管这些，我只管自己的事。因为见不着他，或者好不容易见他一次，他又光跟我打个招呼说你老秦先等一等。这一等就见不到他影子了。我就认定他这个典型也是假的，啥先进不先进，世界上就是没有好干部，不都是官官相护嘛！我就撒开架势跑到梁局长办公的楼下大骂，骂得满院子人都能听得到。我骂得很难听……现在想起来真对不住梁局长，冤枉他了。可当时我张口就来，想起啥难听的话就骂什么。其实我心里还有一个愿望：他梁局长是中央树的先进典型，肯定比其他的干部要好，我骂他，骂得凶了，就能把他骂出来，他出来了就能管我的事，他真要管了就能解决我的事。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有点自私，但也是逼出来的。”我看秦银花说到这儿自个儿笑了。
“秦银花骂得还真厉害，从我们上班一直骂到快中午了。我们全局上上下下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老实话，大家真为梁局长抱不平……”信访局一位处长对我说，“老百姓其实对有些事是不怎么了解的。比如像我们省信访局，管全省的群众来信来访，一年有好几万人上我们局里来反映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不光是坐在局里接待来访群众，每年光上北京接回到那儿去的上访群众就有几千人次，局里就那么几十号人，也没有多少经费。在梁局长来信访局工作之前，别说局长这一级领导，就是我们处长这一级都没有几个人亲自出面具体处理来访群众的事。一般都是你把材料和问题向我们反映了，我们就照章办事把你的问题或材料转交给你所在的地区或上级单位去处理，问题重要一点的就写个报告递给领导，就算我们完成了信访的工作了，只起个中转站的作用。梁局长来后，他是个实干家，是真正办实事的人。他除了亲自接访群众，还把接访后的疑难案件一一亲自出面解决。这出面解决与坐在办公室批批转转的工作量可就大不一样啊！你知道的，凡是闹到省里来的事一般都是些非常难处理的问题，要不就是别人都不愿处理的事，要不就是多少年没处理下去的事。梁局长上任后，他好像根本就没有想过当那种坐在办公室抽着烟、喝着茶，靠一支笔、一个电话来批批转转的清闲官，他对群众的感情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只要有人在他面前喊冤叫屈，他就掏心窝给人家去排忧解难。那些老百姓有的并不知道，真要去解决一件事，往往非常之难。你既急不得又不能不急，过急了事情不那么简单；你不着急，一件芝麻大的事也会拖你一年半载甚至更长时间。更何况我们接手的事又都是些挠头的事儿，绝对不是跑一两次、说几句话就能解决得了的，而且经常一方讲妥了，另一方又不买账。现在人都很现实，我们是信访部门，没权没势，跟有关部门或地区头头们打交道，人家愿理你就理你，不理你也没多少招。就说秦银花的事，她确实有冤，几十万家产被人背着她连窝全给捣掉了，换谁都受不了。可梁局长和我们在具体处理这事时又不是那么简单。光让运输公司低头认错就不容易，再让他们如数赔偿你更是难事。梁局长为此不知跑了多少回，跟人家磨破了多少嘴皮，这过程她秦银花并不太清楚。人家群众只看结果，只盼早点解决，一天没解决她的事她就认为你没有把她的事放在心上，所以她骂呀，把什么脏水都可以泼在你身上。当时我们真为梁局长抱不平，不是一般的抱不平，恨不得下楼去抽她的嘴巴。但梁局长绝对不会让我们这么做，他反过来笑呵呵地冲我们说，人家有冤气，让她出出气没关系，让她多骂骂我梁雨润，要不她去骂省委省政府、骂共产党不是更不好吗？”
这位处长说的这些，其实在写《根本利益》时，我对梁雨润这一点已经非常了解：他就是这样一种见不得老百姓吃苦受冤的人，也见不得世上那些不公的事。而他自己为了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宁可到那些官员们，甚至是好同事、顶头上司那里跟人家拍桌子、瞪眼睛。用他的话说：“你要让老百姓和弱者反败为胜，你不得罪那些有权有势、自以为是的单位和人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是的，哲人说过，凡是人群存在的地方（其实包括自然界也是这样），就有矛盾和不和谐，冲撞和矛盾是物质世界客观存在的。这也是人类进步和物质世界不断发展与运动的基本形态。要使这种客观存在的冲撞与矛盾变化为和谐状态，就只能用另一种冲撞与矛盾去解决和寻求。冲撞和矛盾的客观存在，也是不少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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