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梁雨润的一贯信念。发生在我们这本书里的故事，有些并不复杂，一般负责任一点的干部或公务员，完全可以像梁雨润一样处理得漂漂亮亮、利利索索，但就是有人不干正事，不那么负责，不把百姓的事当作自己的事一样放在心上，所以才把一件件简单的事，越弄越复杂，一拖就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人类有个共同的弱点，即容易爱富嫌贫，敬强欺弱。物质、权势和利益关系显得尤为突出的今天，我们身边一些无权无势又无钱的平民百姓经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如何改变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如何让弱者和强者享有平等条件下的共同的生存权、财富权与话语权，是今天这个社会的一项重大历史责任。据报界载文，目前中国有绝对贫困人口2300万，有3000万左右的残疾人，有2亿左右的进城农民工，每年还有1000万左右人次上地市、进省城、赴京城的上访人员，更有亿万生活上、心理上、情感上和司法上需要帮助的人们……
这一庞大的数字组成了中国现实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他们是中国社会稳定与否的重要因素，是中国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考量，也是中国能否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目标的难题所在。因此尊重弱者，其实是为了让强者有更大发展与发挥空间；尊重弱者，其实是为了让富有者能够更快更好地获得收益与财富；尊重弱者，其实就是让不是弱者的人永远不会沦落成弱者。明白了这个道理，千头万绪的烦恼就不再有了，勉强与无奈的情结也能挥之而去，一切变得清爽与流畅，快乐与轻松。?可是现实生活中的情形就不是这样的，你是弱者，你就会受气、受欺，当你伸出干枯的双手去乞求他人帮助的时候，因为你没有背景没有送礼，你的事就可能永远无人理会，直至你怒发冲冠、出言不逊，或者做些过激的事，你因此就被扣上刁民的帽子。如果走运，你可能只吃了些筋骨皮肉之苦，不走运你就可能会背上黑锅而苦度终身……
这绝非危言耸听，监狱的门内门外，你有心稍稍打听一下，会有人主动向你诉说这样的“典型事例”的。为弱者呼唤尊严，我们怕谁？怕过谁？但我们确实最怕的是那些连起码的人性和人情都不讲的公务人员与官员！党一再提倡“执政为民”的理念，为的不就是希望那些应该为民执政的官员和公务人员们能够履行起自己的职责，哪怕是出于人的基本同情心去关怀或关心一下那些脆弱无助的人们。但正如我在采访梁雨润时所看到一幕不该看到的场景时，我失望之余更坚定地要为梁雨润再写一部书，写一部《根本利益》的姐妹篇——仍然并非梁雨润是个十全十美的人，仍然并非有哪个上级领导或者主管部门指令我去发现和挖掘某一先进典型。
是我觉得我们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有那么多错综复杂的事要有人去处理、去处理好，是因为我们这有七千多万中共党员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有着庞大的几千万人组成的公务员队伍的大国。为什么有的问题本来很简单却没有去管、没有管好，最后成了没法管的烂摊子！每年国家和各省市区开“两会”或党代会一类的重要会议时，成千上万的群众结伴上访或者单个找领导的事已非新鲜，国家和政府为了保障这些重要会议的“胜利召开”，为确保不让“刁民”们闹事，所花费的人力物力可以是上百万、上千万哪！据说中央在北京召开一次重要会议期间，来自全国各地进行“稳定”工作的公安、信访方面的人员多达上万人，他们吃住在各自的“驻京办事处”或宾馆，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几天，所费不赀。其实，进京上访的人大多是被逼得无路可走才上北京来的，现在的老百姓都知道：上北京能解决，北京的官比地方的官顶事。可不，老百姓遇上一些事情，找下面的官员，找了一大圈，皮球踢了几个月、几年，甚至十几年，最后还是没人理会。无奈只好背井离乡到北京来，找京城的清官。这已经成为一种风气。
为什么有这样的风气？用老百姓的话说，那就是下面的官员不办事。不办事还不要紧，有的地方的官员不仅不办事，你找多了他，他一烦一怒，你就倒大霉。《为了弱者的尊严》里所写的那些百姓的事，其实本来在基层、在事发初期是完全可以解决或解决得好的，但该办事的时候有人不给百姓认真办，非到矛盾激化成不可收拾时，在北京和上级一道又一道“批示”、“责令”下才硬着头皮去办，而且即使去办，在感情上对老百姓仍旧十分冷漠。一次次勉强的办事态度与煮夹生饭的办事方式，其结果不难想象，老百姓怨声载道便是必然结果。怪谁？当然责任不在百姓！这样社会能和谐吗？不能。有一次在现场看梁雨润处理一起群众围攻省委大院事件的情景，我很有感触。那天有上百群众，举起白布写的标语，他们希望同省领导对话，以解决他们的问题。与上访人员人数相近的公安人员和其他政府工作人员站在现场似乎束手无策，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现场一片混乱。怎么办？折腾下去，一是没个头，二是影响不好。负责现场的公安局负责人和政府工作人员们很着急。后来，匆匆赶来的梁雨润出现了，大家脸上顿时露出轻松的笑容，窃窃私语道：“老梁来了就好了！”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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