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公安人员。人家板着脸告诉她：省委门前吵闹是违法的，有事可以找主管部门。
谁管我女儿的事啊?刘金莲抺着眼泪问，顺手将备好的“冤状”递给公安人员看。
你不是想请法医吗?应该上省公安厅嘛！
于是刘金莲费了大半天时间终于找到那个威严的省公安厅办公地。两眼一抺黑的贫民老妇能引起当局注意的只有哭跪和叫冤，否则即便是饿死街头怕也难有人出面过问一句。
山西省公安厅的领导对刘金莲申诉女儿冤死一事不能说不重视。他们立即派出专家赴大同市，会同当地法医一起对张喜荣的尸体作尸检。时间是1993年元旦刚过的日子。
“他们来后，又对我女儿开膛剖肚，剐走好几个脏器……”刘金莲说到此处，老泪纵横。凭心而论，眼睁睁看着已经面目全非的女儿尸体，刘金莲怎么能忍心任人扯动女儿哪怕是一根头发?可为了弄清其死因，刘金莲一忍再忍，这种悲怆欲绝的经历，普天下的母亲恐怕只有她刘金莲有过。
“荣儿啊，你死得不明不白，又要受这样的苦，妈对不住你啊……”当省城的法医提着女儿的脏器离开停尸间时，刘金莲伏在冰冷的尸柜上，几度哭死过去。
在期待中的那些日子里，刘金莲几乎每天都要上停尸间看望一次女儿，可每当她看一眼女儿那不成样的模样时，作为母亲的她，不是悲恸得昏死过去，就是难过得直恶心。“……到1995年后，女儿的尸体腐烂得实在不像样了，我看后常常做噩梦，所以打那以后就不再去停尸间探望了。”刘金莲对我说此话时，双手捂着心口，眉宇间堆起无限痛楚。
1993年1月11日，一份签有山西省公安厅副主任法医武某大名的《张喜荣死因复核鉴定》出台。这份鉴定共有4页纸，后附张喜荣自杀现场示意图1张，现场及尸体照片50张，无论从法医的专业水平和材料的要求上，都可以说是相当规范的。尤其如“鉴定”上所言：在尸检之前，大同市公安局的一名副处长会同省市和矿区公安分局的侦查、技术干部对张喜荣一案重新作了全面调查访问，并对现场进行了勘验和复核。首先征求了张喜荣亲属意见，查证了有关张喜荣死亡前后的基本情况，走访了原始现场的发现人，认真审查了现场有关证据并在现场反复试验，仔细审查了尸体原始资料等等，从“基本案情”、“尸体上具备吊死征象”、“现场为自杀现场”和“有自杀原因”等四个方面最后得出结论——张喜荣因对婚姻不满，吸入煤气后自缢死亡。
那天，4页纸的“鉴定”如千斤铁石，从刘金莲的手中滑下，落在地上……
手捧女儿遗照的她，脑子一片空白。“之后的十几天里，我成了一个白痴，脑子空空的，啥事都不知道。”刘金莲说。
不行，荣儿不是这样死的！荣儿不能白白死去！刘金莲始终不信公安部门所作的她女儿“自缢死亡”结论。她认为公安部门有人“私通一气，包庇罪犯”，为了“洗清沉冤，查明真相”，体弱多病的刘金莲怀着悲愤与一丝希望，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上访之路……
那些没有尊严、饥寒无常的漫长岁月是怎么过来的，刘金莲说可以写三大本书。“过去我是一个家庭妇女，不认得字，后来为了弄清女儿死因，我学会了写状子、给领导写信……”我无法相信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妇会有如此顽强的意志和毅力。这也使我想起了本文主人公梁雨润对我说的一句话：如果我们的干部都能拿出上访人员百分之一的精神来解决老百姓的问题，我们这个国家就不会再有多少上访人员了，我们这个社会就会变得和谐得多。
身为母亲的刘金莲，对女儿之死由公安部门给出的死因结论无法认可，所以她认定女儿死得冤屈。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儿女一旦出现这样的不幸，相信天下的父母都会与刘金莲一样，必定追问个明白。因为儿女的生命在父母心头重如泰山。
连续三次尸检，看着女儿长久地躺在冰冷的太平间尸柜里一天天腐烂的凄惨情景，换了谁都会撕心裂肺……而盖着矿区公安局、市公安局、省公安厅大红印章的一份份法医鉴定书，犹如大山压在刘金莲的心头，令她窒息难忍。
“女儿死得不明不白，我做母亲的哪能咽下这口气？！”刘金莲对天发誓：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找出“凶手”。
“去吧，只要你能找到弄得明白荣荣咋死的专家，我们就是闭了眼、蹬了腿，也会在家里等你回来。”在刘金莲第一次准备离家上京城时，年已80多的公婆挽着两个刚过10岁的孙儿对儿媳说。
“妈，我会照顾好弟弟的，你去吧，早点回来……”大儿子抹着眼泪，给母亲的衣袋里放进两个煮熟的鸡蛋。
第一次进京，刘金莲走出火车站出口后就迷了路，本来到公安部的路没几站地，她却转悠了大半天，花了十几元公交车费、跑了足足几十里路才在天安门国旗下降时摸到了公安部大门……北京的“官”办事就是不一样，“大娘您放心，我们马上责成山西省有关部门一定帮您把事情弄明白！”
刘金莲听了这样的答复，心头涌起欣慰和感激。“哎，我听同志您的话！”在火车站给公婆和两个儿子买了几样“北京小吃”后，她便回到了大同老家，静静等待结果。
五天、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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