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激而常常被看作是“攻击政府、破坏社会秩序”的坏人。其实当你真正进入这些特殊群体时，不难发现他们几乎百分之九十九是生活在最艰难、最底层、最无助的弱势群体，他们中绝大多数是非常善良、对党和政府抱有深厚感情和期望的公民。可是，他们在上访过程中经历的苦难与艰辛，几乎难以想象。张淑萍也不例外。
案发最初，张淑萍与刘金莲的情况差不多，只是看见女儿突然死亡，悲痛之余就想到了好端端的女儿为啥要寻短见呢？再以普通的百姓眼光看看死者及现场的情况，发现了不少疑点。这与公安部门的勘察和验尸结论完全不一样，这就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原来是死者家属之间的，后来就转变成死者父母与公安部门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了。一边通过现场勘察和尸体检验认定死者是自杀的，一边是亲属凭自己的种种疑点坚持认为有“杀人凶手”，对峙就是这样引起和开始的。作为执法的公安部门，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自然有自己的一套解释和做法。可老百姓也有自己的一套行为和主张方式，他认为你政府做错了，我有权让你说清楚，如果你不说，或者说不清楚，我就告你。这之间谁是谁非，其实有时很难说得清，但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如何对待百姓提出的问题与要求，则关系到一个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与素质。人民的政府人民来找你，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但由于我们的一些公务员和职能部门不能心系人民，对百姓的疾苦麻木不仁，无动于衷，或者根本就不办实事，故而这样的矛盾便尖锐和对立起来。
上访和长期上访现象，以及闹事和极端事件的出现，多数因此而产生。
张淑萍说，自己刚开始并没有会想到自己的事竟然一闹闹了整整15年，差点连老命都搭进去。“我是觉得公安部门对我女儿的死调查得不清楚，做的结论不能让我信服。失去了女儿，我做母亲的能不心痛吗？我就要求政府公安部门把我女儿的死因弄明白，可他们一直坚持自己的调查结论不改变。等我后来再找他们就再没有人理会我了。我只好往上面跑，没想到一跑就是15年……这15年中上上下下的干部、大大小小的领导见过不少。大机关的大干部事多，不可能一竿插到底来帮我们小百姓办事，可气的是那些不大不小的干部，他们就是不办真事、不办实事，心里没有百姓，反而对我们有事找他们挺烦、挺记恨的。他如果有点理，他就是敞着门的凶神恶煞；如果他没理，他就是闭门不见人的老佛爷……”
15年的“告状”岁月，张淑萍说可以把眼泪积成几大缸。“我死过几回，但死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心中有冤无处申，好不容易找到一处可以申诉的地方，最后却没人理你……”张淑萍闹了15年，最后她遇见了梁雨润。时间是2005年1月，山西省召开“两会”期间，张淑萍知道开“两会”时，领导会比平时更关心她们的事，所以她上省人大会议的现场去闹。
“一号接待员”梁雨润这时的工作岗位搬到了“两会”现场，他是那种哪里形势紧急哪里就用得上他的人。
第一次见到梁雨润，张淑萍就暗暗有些吃惊，因为她15年中还是第一次碰到一位领导干部敢用这样的口气回答她：“你什么时候找我都行！你的事我负责给你处理好！处理不好，处理不公，你可以往我脸上吐唾沫！”当时梁雨润这位省信访局负责人正在“两会”现场负责接待工作，没有多少空暇时间，便约张淑萍过了春节上信访局。
正月初八是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张淑萍如约而至。梁雨润在认真听完这位“老上访”的诉说后，深情地问她：现在要解决你的问题，你老张有啥想法？张淑萍提出三点：一是想见见当时的办案人，“15年来我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我想听听他们是怎么对我女儿的死因下结论的”；二是要回女儿的骨灰。女儿火化后，因为母亲怀疑女儿是女婿害死的，所以女婿冯振平赌气将妻子尸体火化后的骨灰藏了起来，不让张淑萍等亲人见到；三是要求政府赔偿40万元。对后一条，张淑萍的理由是：“我上访15年，九死一生，身体严重损坏，家庭经济陷入极端困难，这些都是一些官员不干事所造成的。”
“不赔40万，我的事不了结！”谈到这事，张淑萍也没有在梁雨润面前客气。
梁雨润能够成为人们拥戴的“百姓书记”，也因为他是个见难题不回避的干部，所以在张淑萍说话时，就这样实实在在地回答她：百姓与人民政府之间的事没有解决不了的，只要我们都有真心实意地解决事情的愿望。“你的事，两个月内解决！”梁雨润还是这个作风。
“当时梁局长说这话时，我心里还不太相信。但说实话，我已经很感动了……”张淑萍在我采访时说。
2005年2月27日下午，梁雨润带着助手王英，从太原出发直奔张淑萍所在的长治市。那天是星期日，他们下榻在长治市宾馆。晚上7点半到的，梁雨润进房间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通知当地信访局负责人来一起商量如何解决张淑萍这事。
“她的事解决不了！”当地信访局负责人给梁雨润泼了盆冷水。
“为什么？”梁雨润问。
“15年了，她闹够了，我们也烦透了……”
“就这原因？”
“但不全是。她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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