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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是一场以利益为出发点的商业活动。
正如莫里斯·迪克斯坦所说:“摇滚乐变成了一个极其有利可图的庞大行业,几乎专为'青年文化'服务——这是一个以1950年以后富裕的米国社会为基础,由11岁至25岁青年人组成的新市场。”
所以伍德斯托克之所以铜臭味最少,但商业模式也堪称成功的前提,就是那超级恐怖的人流。这一点,国内门票过千的仙人掌是怎么也学不来的。
当然,这可能也是伍德斯托克不可能踏上华夏大地的众多原因之一!
音乐节最初的举办地定在沃克尔的一个老工业园里,但就在开幕前的几周,在已经售出一万多张门票、购买了总计两百多万美元设备的情况下,当地的抗议活动迫使工业园区的主人收回了合作的承诺。
因为成群结队的嬉皮士、酒精、叶子和狂欢……小镇的居民认为即将举办的音乐节就是一场灾难,会彻底毁掉自己的家园。“和平与音乐”的口号也让小镇官员心有余悸,他们害怕会引来反战示威游行。
最终,沃克尔方面以“音乐节布置的移动厕所不符合本地规范”为由,收回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许可证。
就在四个年轻人焦头烂额的时刻,埃利奥特·提伯向他们抛来了橄榄枝。
在埃利奥特·提伯的帮助下,他们与牛奶制造商马克思·雅斯各以三天75000美元的价格达成新的协议。消息一出便引发了各地的疯狂骚动,雅斯各的农场也即将变成巨大的欢乐海洋。
平面艺术家阿诺德·斯科尔尼克为音乐节设计了海报,是一只鸽子单脚栖息在吉他的琴颈上,象征着“三天的和平与音乐”。
但音乐节并没有给四个年轻人带来和平,音乐节开幕前一周,当地居民联名请愿,要求取消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他们甚至扬言会在公路上站成一面人墙,以阻止嬉皮士们的到来。
最终,这个原本计划10万人参与的音乐节吸引来了50万人参加。从纽约通往音乐节现场的17B号公路上,将近25公里长的路段被堵得死死的,交通延误长达8小时。
甚至有记者站在动弹不得的车辆之间,说:“欢迎来到世界上最大的停车场。”
边浪当时在看这场音乐节人数的时候时,就在用自己有限的想象力估摸了一下,大概就是滚石音乐节五到六倍的规模。
这情况出现在上世纪的60年代末,想想都是一个奇迹!
关键最后因为人数过多无法进行检票,这张音乐节最终办成了免费的。
尽管有数十人被捕,数千人出现医疗问题,两人死亡,其中一人因海洛因过量,另一人因青少年被碾压而死亡,但没有暴力事件的报道。
音乐节开始不久,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便宣布,这个地区已经进入混乱状态。无法满足基本需求的后勤,被堵的水泄不通的小路,狂风和暴雨导致的泥泞,迟到的歌手和安排混乱的日程……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这座规模相当于波士顿市总人口的“嬉皮士城市”里,一种比叶子劲头更大的东西在人群中引起亢奋:一群人自发的相互分享、给予和关照的精神迸发了出来。
因此在整个音乐节举办过程里,没有任何暴力事件发生,摇滚乐让年轻人享受了三天极度自然、自由的生活,人们相亲相爱,彼此共情也彼此依赖,不用暴力维持的爱与和平,在这里被证明是行得通的。
后来,这场音乐会因纪录片《伍德斯托克》而传世,影片不仅获得了1971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还让当时陷入财政危机的华纳公司依靠此片起死回生。
对于1960年代的年轻人来说,当时的媒体无法命名他们,直到这部纪录片问世,他们才被定义为“伍德斯托克世代”。
毫无疑问,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不仅是米国音乐史的标志,也是米国历史本身的标志。
在20世纪60年代最后一个夏天的最后一个月,成千上万充满希望、乐观的年轻人走到一起,定义了他们这一代和他们所处的整个时代。
每个人都不会忘记伍德斯托克是为音乐而生的,尽管它看上去更像是一场范围更广阔的艺术盛宴。
历史学家巴特·费尔徳曼在评论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时说道:“人们在这里经历的是一个一生中绝对只有一次的事件,它成分复杂,无法复制,如同狄更斯所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后面再伍德斯托克停办的期间,英国的格拉斯顿伯里、米国的波纳若,以及华夏的迷笛等各种摇滚音乐节,基本是承袭着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形式而来,但其精神内核与伍德斯托克已大相径庭。
前《滚石》专栏作家戴维·道尔顿曾说1969的伍德斯托克:“这一切就像是一场奇特的幻想,如今的人们再也不可能抱着改变世界的幻想去参加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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