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又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4个作假证的干部恭恭敬敬地在第二天带着承认错误的诚意和每人2000元钱上任香枝处赔礼道歉，并取得了对方的谅解。
“为啥都是干部，可对咱老百姓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呢？”任香枝在我采访她的时候，一再提出这个问题。
我想了想，告诉她：区别在于现在有相当多的干部不能权为民所用，以为手中的权只是他自己的。再者，他们已经对老百姓缺乏基本感情。如果不是碰上像梁雨润这样的铁腕人物和一身正气者，这些干部或许连基本的人性都很难唤起，良心就更不用说了。
在写作本文时，正值2006年的中秋节。为了躲避在京城的各种干扰，我回到苏州老家闭门执笔。但脑海里却不时呈现另一个人在北京过中秋节的情景：时间是2004年，北京永定门火车站。几个别有用心的外国人在火车站广场上向中国老百姓发放白面馒头，去拿白面馒头的人不少，他们中多数是赴京上访的人，因为中央机关的不少信访接待部门就在永定门火车站附近，因此那些没吃没喝的上访人员大多聚集在这里。这中间，有一个人因为饥饿晕倒在广场上，可当有人举着热腾腾的白面馒头叫他快上外国人那里拿时，他愤怒地回答说：“就是饿死，我也不会那么贱！吃他们给的馒头，我不仅会肚子疼，还会心痛！”
这个人后来我在太原认识了，他叫刘德。刘德很有德，10年受冤申诉，来过北京近百次，每一次出门却都是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尽管他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那天省信访局的同志安排他来见我，一个与我年龄相近的人，看上去却如风烛残年的老汉。我倒了一杯水请他喝，他双手端了几次却始终没端得起来，最后只能俯下身子，伸长脖子才能喝……
“都是这10年申冤岁月落下的毛病。”刘德开口就已眼泪哗哗，一个男人在陌生人面前这样，足见他积聚在心头的冤屈有多深了！
我让刘德说说他的事，刘德用手指指自己的脑袋，说：坏了，这儿坏了，还是给您念材料吧！他掏出一沓发旧的材料，足有十几页纸，我静静地听着他念，一直等到他泣不成声念不下去了……老刘的命太苦了，他是一个真正的弱者：自己10年前被单位停发了工资，上有80岁的老父亲，下有一个未成年的儿子，妻子有病没有工作，连他4口人本来靠他一个人的工资支撑着，可失去工作的他不仅要为自己的事到处申诉，还要养活其余3口。日子如此艰难，让这位16岁就在铁路建设兵团战斗的人彻底丧失了男子汉的尊严与力量。
他说他到北京上访因为没有钱买票而被无数次半途赶下车，饿着肚子，蜷曲着身子，躺在寒风刺骨的荒野之上；他说为了在大街上讨口水喝，被人当作流氓挨过耳光……最让他难以忘怀的是替有病的妻子卖雪糕，在零下一二十度的寒冬腊月里呆在大街上十五六个小时竟然没赚到一分钱，反而赔了十几块钱。他还说，妻子患了糖尿病，因为没有钱医治，所以凡是在太原举办过的那类糖尿病报告会他几乎无一例外地参加了，而且都是带着妻子一起去的。因为这种报告会一般都是推销产品的厂家举办的，一是能听到些治疗糖尿病的知识，二是可以免费给妻子测血糖，三是还能获得一些赠药。
刘德说他这辈子最受感动的是：去年春节前后，省信访局梁雨润亲自到他家走访，并派王英同志到他家拜年。“10多年来，在我没有工作、没有工资之后，每年过年邻居们都是欢天喜地，喜气洋洋，而我们全家人总是以泪洗面，连口肉都吃不上。这一年在梁局长的关照下，市信访局给我200元生活补助。我拿着这200元钱，给妻子买了药，又买了3斤肉，包了饺子吃。这200元钱，对我全家来说是一个可观的数字。它不仅是简单的200元钱，它是党和政府对我全家的一份深深的关爱，是雪里送炭……”刘德像背书似的念这一段话时，我听得两眼湿乎乎的。
200元钱能算个啥呢？可刘德却把它与党和政府对一个弱势平民的关怀联系在一起。老实说，我既感欣慰，又感悲切。
“1971年，我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报名参加了铁建兵团，战斗在京原线上。我们所在的地方，当时条件十分艰苦，住在老百姓家里，连玻璃窗都没有。白天我们在零下二十几度的环境下修路，晚上睡在没有火的炕上，还要军训。可没有一个人说苦。记得一天，军代表看我写的字不错，就说你用毛笔写上14个大字，然后再刻在我们开凿的山洞口。于是我拿起大笔写下了：条条铁路通北京，红心永向毛主席。”
刘德是与我同年代的人，我们曾经经历过那些不讲条件、不讲报酬的为国家奉献的年代。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中许多人今天成为干部，成为富人，也有的成为名流，但多数像刘德一样，他们还是普普通通的人。如果他们有一份工作，有一个和睦安稳的家庭，他们就是平常百姓了。可刘德是其中的不幸者，他辛辛苦苦大半辈子，最后莫名其妙地连个饭碗都丢了，使家庭处在饥寒交迫的境地。
人的一生出现不幸在所难免，问题是像刘德这样的不幸并非天灾造成，而是人祸所致。更严重的问题是：当我们相关部门的有关人员明知其处在饥寒交迫的不幸中，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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