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动手亲力亲为。

　　苏辙进而剖析：“魏公既受先帝顾命，乃大势所趋。此刻正该雷厉风行，清除蔡党以立威朝野，亦为陈和叔雪恨！“

　　章越知道此事势在必行，但自己不愿给苏轼兄弟留下自己无情，不折手段的感觉。

　　所以他故作踌躇地道：“之前官家在御塌上书‘召章越’三字，正是他向太后所言。”

　　苏辙急道：“这正乃先帝遗命，非蔡持正所急。他不过如实而答罢了，否则不是欺瞒天下，欺瞒先帝？”

　　“魏公，蔡持正此乃最是狡诈，这些年折在他手中之人不知多少？难道魏公忘了吕吉甫当年之事？”

　　章越闻言脸上一抽搐，当年吕惠卿假意向自己示好，后又火烧三司之事，令自己和苏辙二人一起狼狈离京。

　　真可谓是前车之鉴。

　　对政敌一点情面都不能留。

　　章越神色骤变，终是决断道：“好吧！”

　　苏辙闻言大喜。

　　“不过……”章越又肃然叮嘱：“不过本朝政治不是一味靠手段狠，靠立威。持正毕竟是宰相，宰相自有宰相的体面，切不可赶尽杀绝。”

　　苏辙道：“此事请魏公放心。”

　　“魏公宽仁。某这些年在野，已备齐蔡某罪状。既蒙钧谕，自当斟酌施用。”

　　此言既显手段，又彰分寸，章越闻之愈觉苏辙可堪大用，以后绝对是自己的臂膀。

　　苏轼感叹道：“魏公，蔡持正，吕吉甫罢了，其他人当善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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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除了苏氏兄弟和孙觉外，还有程颐程颢也多次出入章府。

　　程颐程颢的政见与苏轼有所不同。

　　历史上的元佑党争是因为苏轼的蜀党，独立不倚的政治主张，同时反对全盘否定新法的政见，而被完全继承司马光的朔党攻讦。

　　同时苏轼也是高太后所赏识的人，所以必须阻止对方入相。

　　这里不得不说一句苏轼的人品。

　　苏轼无论在新党，还是旧党之中人缘都不好，因为他在政见上敢说真话，对不同政见敢于当面极力反驳。但对个人却从不报复，特别是以往陷害过他的人。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除了吕惠卿外，苏轼几乎都没有出手针对过个人。

　　换句话说，苏轼就是那种真正对事不对人的君子。台上和你吵得面红耳赤，台下和你嘻嘻哈哈。

　　同时对自己的进退，荣辱得失都看得很淡。

　　而程颐的洛党又是不同。

　　程颐的洛党与王安石的新党其实有些相似，都是主政革新，不过王安石重‘法’，程颐重‘人’。

　　章越比较认同程颐的方法，要得治法，先要得治人。

　　要造法，先要从造士开始。

　　程颐最看不惯的就是王安石变法后，对迎合自己政见的人大加重用，对反对自己政见的一律贬斥。新党官员确实良莠不齐，似邓绾，吴居厚那等小人都可以进用。而地方执行的官员都是逢迎拍马而上位，也败坏了不少新法的名声，这是王安石失察的地方。

　　等王安石意识到这点，从太学开始培养人才，用经义造士后已是有点晚了。

　　至于朔党，那都是司马光的铁杆，一个比一个头铁那种。

　　章越则是不打算接触的。

　　从五代丧乱之后，宋太宗专用士大夫，读书人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也确立了此后一千多年的政治格局。

　　同时读书人那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精神，也由是萌发。

　　这点在苏轼、张载、程颐身上最明显。

　　天下家国不是他们的，但他们却以主人自居。

　　从欧阳修的君子有党，再到太学里经义造士。

　　程颢登门后，程颢先向章越问道：“魏公可知太后私下派人向吕晦叔，吕微仲问策乎？”

　　章越道：“未曾知也。”

　　程颢道：“司马君实曾与我言语，太后私下召对‘更张以何为先’？”

　　“君实则对曰，先者广开言路，群臣若有阻拦者必为奸恶之徒。”

　　“而广开言路之后，必先选拔言官，台谏之制天子亲除，宰相不预。此为司马君实棋高一着的地方。”

　　章越点点头，司马光的路数很明显，先广开言路制造舆论，然后再改易台谏，换上自己一方的官员，最后更易人事，更张新法。

　　蔡确，章惇争锋相对，之前出台了‘六事防之’的策略，总之只要你说得不对，就要受罚。又出手惩治了上疏言事的宋彭年，王谔两位官员，说他们越职言事。

　　算是防住了司马光广开言路的一招。

　　但现在蔡确出外任山陵使，章惇在朝中独木难支，司马光吕公著直接绕开章惇又推荐了二十一名官员出任朝廷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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