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回迪伦，尽管那次华夏之行国内观众比例超过了老外，还有些超女快男晚会歌手都会纷纷扎堆去蹭名牌，但迪伦在华夏内地，不管是对乐迷还是对乐坛，似乎都谈不上多大影响。

　　这跟对岸大不相同，湾湾一直是“与国际接轨与时俱进”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拍六十年代初湾湾，中学生乐团在唱猫王，而彼时内地还在唱红歌。

　　七十年代湾湾文化更为开放，对于罗大佑、李宗盛、李双泽、胡德夫、杨祖珺、乃至陈升那一代来说，迪伦吉他加口琴的民谣形式以及诗化歌词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是的，歌词当然是理解迪伦一大关键，湾湾歌手相对来说语言障碍少得多，罗大佑挪用迪伦个别歌词或诗意，胡德夫七十年代有一阵差不多以翻唱迪伦的歌为生。

　　而对于内地样板戏一代来说，听过西方摇滚的，顶多是个别像LB之子林立果那样的太少，但即使他们真的有，估计也是猫王和虫团而不是迪伦。

　　而在国内，迪伦最早是以文字而不是音乐的方式出现的，就是WG之后出版的那两部大名鼎鼎的启蒙大作——威廉曼彻斯特四卷本的《光荣与梦想：1932——1972米国实录》和莫里斯迪克斯坦的《伊甸园之门》。

　　可敬的老翻译家们刚从WG噩梦中醒来，压根不知摇滚乐为何物，以为是一种舞蹈，《光荣与梦想》活活把rock&roll译成”摇滚舞“，直到八十年代初公安局印的以整治风化为目的的小册子还把迪斯科解释为”一种资产阶级舞蹈“，又称”扭屁股舞“。

　　《光荣与梦想》写到了迪伦，也就是说：迪伦第一次被介绍到国内是在1978年。1980年翻译出版的《伊甸园之门》有整整一章专讲迪伦，看得嗷嗷待哺的华夏青年干着急，因为听不到歌，只能加倍把他想象成一个六十年代革命尤物。

　　终于听到而不仅仅是读到迪伦，要等到八十年代中后期，通过英语教材有声读物，一代有为青年好不容易听到那首被翻译为《答案在空中飘扬》的《Blowin'intheWind》。

　　迪伦在华夏的最初乃至最大的贡献，其实是通过这首他二十五岁之后就差不多不再唱的成名作普及了英语，并且普及了这个后来臭了大街的中译句式——直到后来皮裤还把专辑命名为《信仰在空中飘扬》。

　　迪伦真正较为全面的传播要等到打口时代来临，九十年代初，整部摇滚史突然在我们面前决堤，但是市面上的迪伦绝大部分是他八十年代的专辑。

　　国内最早接触的迪伦唱片不是六十年代那几张经典专辑，而是八九十年代的几张，比如《undertheredsky》，每张都有最后一两首歌被打口打到，听不了，那差不多都属于他平庸的专辑，没给人留下太深印象。

　　一个叨逼唠的布鲁斯乡谣老炮怎么可能跟披头士比动听，跟平克弗洛伊德比发烧，跟枪花比煽情，跟涅槃比生猛？

　　于是迪伦一下子就被汹涌澎湃的打口洪流淹没。

　　直到1997年那张东山再起的《timeoutofmind》，这才见识到迪伦的厉害。

　　但1997年是一个打口文化海啸的年份，并且崔健的《无能的力量》无疑远比迪伦更令人感同身受，世人还是没来得及深入那个在《今日米国》上面无表情地和克林顿并肩站在阳台上的老男人的世界。

　　崔健可以讲英语也翻唱过英文歌，但没有迹象表明他在音乐和歌词上受过迪伦的具体影响，除了那句著名的“likearollingegg“。

　　作为一个曾经的打口贩子，左小祖咒当年可以把大门的打口带卖出一百块的黑心价，但迪伦能卖二三十就算天价了，他对迪伦的感觉远远不如对大门和地下丝绒。

　　他几乎就没怎么正经听过迪伦，尽管他后来和迪伦一样喜欢在歌中叨逼叨说事儿，但作为一个连hello都说不好的土人，他对迪伦本能地敬而远之。

　　边浪记得某次杂志上提及张培仁说王磊是”华夏的鲍勃迪伦“，问题是当时王磊压根就没听过哪怕半首迪伦。

　　又有一次看到杂志上说艾敬是”华夏的鲍勃迪伦式民谣歌手“，这就更搞笑，即使要吹捧艾敬，也该对标joanbaez而不是迪伦吧？

　　但是当年国内狂迷齐豫，却不太知道joanbaez。

　　迪伦来华夏时，云蓬哥让人帮他订票，开玩笑说最好让他们几个帮他暖场，这样就不用买票啦。

　　他指的是左小祖咒，张玮玮，小河和他这些人，但实际上他们对迪伦并不太了解，只是迪伦来访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心。

　　在华夏内地很长时间里只是作为一个空洞模糊的神话符号存在，只被当作一个弹吉他吹口琴的老派民谣标签。

　　那年头布鲁斯对绝大部分华夏乐迷乐手来说都堪称难听，加上唱腔艰涩歌词费解，迪伦差不多就像贴着封条的一扇大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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